“事实上，从一开始，蒙古的民主转型就走在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之上。自酝酿转型前夕，反对派的政治抗议活动就没有‘柏林的戏剧性和布加勒斯特的血腥’。一方面，民主派领袖和民众保持了非暴力的抗议形式，另一方面，执政党积极回应民众的要求，对游行抗议表现出容忍，并就自身的垄断执政地位做出了让步。”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和评论员，纪思道（Nicholas Donabet Kristof）
1990年，执政长达70年之久的共产主义政党（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领袖们彻夜不眠，他们激烈讨论着如何应对旷日持久的群众游行抗议活动。虽然早在1986年起，该党就在社会主义制度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改革，但却没有消除国民的强烈不满。组织发起抗议活动的民主派精英们咄咄逼人，要求蒙古人民革命党放弃一党专制的垄断执政地位，实行民主选举。于是，蒙古人民革命党内的强硬派便主张尽快动用军警，强行恢复秩序。但大多数党内精英却做出了向群众退让的选择，决定接受民主派的要求。
蒙古人民革命党公开宣布，放弃垄断执政特权，转而展开通过选举重新获得执政的准备活动。毕竟该党拥有丰富的执政经验和遍布全国的各级组织。相反，各种反对党刚刚诞生不久，无论从人数还是从组织力来看，都无法与人民革命党竞争。蒙古是继苏联之后建立的第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延续70年之久，蒙古人民革命党因而拥有70年的执政经验和几乎无所不在的党组织。因此，该党在1990年接受民主派和抗议民众的要求而正式宣布开放选举，并不意味着该党已决定放弃执政地位。正相反，蒙古人民革命党以退为进，很快便在开放式选举中以压倒多数获胜。但是，该党在选举获胜之后，却做出了进一步的妥协，令世界惊叹不已。
南京大学政治学副教授郝玲玲如此赞誉蒙古第一次民主选举之后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妥协举措：
“在1990年举行的第一次选举中，人民革命党赢得了国家大呼拉尔（议会）70%的席位。有趣的是，即使在赢得多数票的前提下，人民革命党仍旧显出妥协的姿态，积极地邀请反对党加盟政府并参与选举法和宪法的进一步修订，内阁中也给反对党的代表留出了席位。”
如果说胜者的礼让大度是可以理解的，但反对派表现出的合作态度却也值得评价。毕竟人民革命党独占国家人力物力资源长达70年，而反对党刚刚成立，处于萌芽状态，这种历史惯性造成选举竞争本身就存在着显而易见的不公平。面对这种不公平，郝玲玲这样评价反对党的妥协合作精神：
“耐人寻味的是，民主党派在此情况下，虽然也组织了一定规模的抗议，但并没有质疑选举本身的公正性，只是抱怨选举是一场不公平的竞争，因为人民革命党在选举资金与资源上具有绝对优势。反对党领袖们接受邀请与人民革命党协商解决相关纠纷，力求为将来的选举铺平道路。”
抗争并妥协，也许这才是民主的精髓。郝玲玲对双方的妥协做出如下总结：
“蒙古作为当时刚刚蹒跚起步的民主国家，其政治精英表现出的耐心、冷静、以及对民主游戏规则的虔诚近乎戏剧化。环顾站在相同起跑线上的新兴民主国家，在竞选失败后藉口质疑选举合法性而拒绝接受选举结果的例证不胜枚举，蒙古政治精英对于选举本身的尊重显示出超乎寻常的成熟。”
显然，与中国人相比，蒙古人是幸运的。一方面，抗议的群众没有一个人丧命于坦克和枪弹。另一方面，国家领袖们也没必要为了“换取几十年的稳定”而屠杀手无寸铁的同胞。蒙古人的和平与稳定，不需要付出同室操戈的代价。感谢天佑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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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 聚集在广场的抗议人群 要求结束共产党一党专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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